中国远征军老兵：廖建阳
2014-03-26 11:02　中国远征军网

 
　　湘潭在线3月17日讯（湘潭晚报记者 易书宝   通讯员 彭军林） 双耳严重失聪，走路时双脚颤抖……在南盘岭老年陪伴中心，和住在这里的其他老人一样，９２岁的廖建阳日常生活也需要工作人员的帮助。然而，70年前，他曾是一名中国远征军战士，在印缅奋勇抗击日寇。
 
　　国难当头 农家子弟从军报国
 
　　廖建阳的祖籍在湖南郴州永兴县黄泥乡大村村。在烽火四起的抗战初期，侵华日军的铁蹄虽已踏上两广的土地，但因重山阻隔，郴州、永州一带却还相对宁静，特别是这里的广大山区、乡村，人们依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慢节奏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也因为尚未被战火焚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各种内迁部门和企业的避难所，也是东北、江浙以及两广等沦落区幸存的人们逃避战乱的选择地之一。
 
　　“我在永兴黄泥乡生活了１９年。这１９年虽谈不上有多少富足，但却享受到了宁静的平和。”永兴县处于郴州的东北部。在黄泥乡，佃田耕作的廖建阳家每年的劳作收成除了交纳田赋租税外，还能保全家温饱，“在当时，这种家庭状况已是难得的了。”正因为此，廖建阳享受到了当时很多青少年难以得到的待遇：上学读书。“初小毕业后，家里又把我送到了郴州城里的洋学堂。在这里，我第一次发现了我对数字的偏爱。”
 
　　来到郴州后，廖建阳说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龄渐大，懂得的知识日渐增多，更重要的是，城里的开化和消息流通不是乡村所能比拟的，再加上各种爱国青年和爱国团体对时事的宣传。可以说，在郴州的一年时间，我对世事的感触，超过了过去在乡村里的所有接受。他们把我从一个每日里‘之乎者也’的小学究改变成了一个关心时政、关心国家安危的热血青年。”
 
　　心情变了，再要安安心心地坐在课堂里读书已是不可能了。此时，廖建阳需要在读书求学、学优而仕与投笔从军、杀敌报国之间作出选择。“国土沦丧，人民流离。不灭倭寇，又怎能让这一泱泱大国重回安宁！”怀着这种想法，廖建阳很快便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作出了重要抉择：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９岁的廖建阳走进了第五军装甲兵团设在郴州的新兵招募点。
 
　　中国远征军顽强抗击日寇
 
　　“在当时，激于民族大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可谓老少皆知的两句流行语。而社会上的各种抗日组织也是风起云涌。这种状况，即使是在偏远的郴州、永州一带也不例外。”
 
　　在廖建阳看来，当初他加入第五军，并不是鲁莽之举，“第五军是当时国内第一支机械化程度非常高的部队，战斗力非比寻常；更重要的是，这支部队纪律严，成军之初，军长杜聿明便向全体官兵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５军官兵‘五除’（骄、惰、伪、欲、恶）和‘三习’（精、诚、勤）。”“希望加入这样的一支部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正直、单纯、满怀报国之心的热血青年出自本能的选择”。
 
　　“我们入伍时，第五军正驻扎在广西南宁一带修整，我在入伍后不久，便以优等成绩考入装甲兵团下属的汽车队学习驾驶技术。半年后，我们又全体开赴印缅，在印缅地区正面抗击日军。”
 
　　廖建阳说，在印缅期间，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并一直让他感到自豪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第一次印缅战役同古保卫战前。当时第２００师师长戴安澜召集军官开会，大家对是否坚守存在分歧，争论不休，此时，５９８团中校团副黄景升愤然而起，慷慨陈词，自愿领兵御敌，师长问其有无把握，他慨然回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最终２００师下定决心抗击日军（战斗中黄景升英勇杀敌，壮烈殉国）。战后，黄景升团副“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的铿锵豪言最终流传开来，并成为那个时代的传世经典。
 
　　而第二件事则更加悲壮，１９４２年５月，第５军向印度撤退途中，由于前无道路，后面有日军追赶，遂在密支那以西的莫的村将全部机械化装备之辎重（汽车、装甲车、大炮等）销毁，随后军长杜聿明率全军进入野人山的蛮荒之地。因为无法随全军长途跋涉，留在莫的村堪迪佛塔一侧医疗站中的千余名伤患官兵，在大部队撤离后不久的５月２１日，竟然全体引火自焚，含恨而终！
 
　　廖建阳说，在远征期间，远征军为保卫滇缅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仅他所在的第５军，４２０００余将士中就有２１０００余人牺牲。当时滇缅路战线两侧，可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但他却唯独对这两件事慨然于心，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史实是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更因为这两件事真正体现出在逆境中的中华儿女“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志节和“宁愿烈士死，不愿降虏生”的赤子之心。
 
　　远征回国，他成了军需官
 
　　１９４２年夏天，经历九死一生的第五军越过野人山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元气大伤的第五军暂驻在云南境内进行修整。
 
　　“在一年左右的远征中，部队打了几次败仗，再加上恶劣环境下的水土不服，十万远征军在回到祖国后，人数已不足去时的一半。我所在的第五军本来是远征军中装备最齐全、机械化程度最高、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败退回国后的状况也让人悲观：部队不但减员了一半，而且几乎所有的重炮、装甲车、运输车辆都损耗殆尽。为了尽快恢复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当时的国民政府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耗费了无数钱财，才使得这支王牌部队在人数、机械化程度上达到与远征前相当的程度。”
 
　　廖建阳说，他就是在这种人员极度缺乏、而需要办理的事情又极多的情况下被调去搞军需的。“我原本在第五军辎重兵团汽车队搞运输，远征期间，我和战友们在当时有‘国内外援助物资运输大动脉’的滇缅公路上往返奔波了无数次。即使是此后被调去搞军需供应，我们与它的缘分也没有尽。这条路虽号称‘运输大动脉’，但路况极差，有时一天就要被破坏好几次。
 
　　“我到军需部门供职后，朋友们都来祝贺我，说我找到了一个肥缺。确实，军需部门是一个油水部门，但这项工作却并没有让我得到多少好处。抗战时期物资奇缺，许多生产军用物资的企业受战争影响无法生产，而美英等国家的外援物资又因为封锁进不来，为了保证部队供应，我们可谓想尽了办法，常常整夜整夜地失眠，为如何才能搞到军用物资而发愁。”
 
　　在云南，廖建阳在军需部门前后供职了六七年。“第五军在云南整训期间，我们主要是负责第五军的军需供应，第五军调防后，我们也没有离开，而是转入了云南警备司令部，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９年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云南和平起义为止。此时，我已是警备司令部的少校军需官，在离滇前夕，刘伯承将军亲自为我们送来了起义证明书和返乡的路费。”

文章来源《湘潭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