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带砺：惨烈缅北反攻，谍报队员阵亡失踪近半
2018-08-21 15:51　中国远征军网

雨季骑象

2017年夏天，广州上映了潇湘电影制片厂根据新一军军象的真实姓名和事迹编制的动画片《大象林旺》，首映式请我去当嘉宾，记者问我在缅甸有没有见过军象，我说何止见过，我还骑过呢。

密支那开打时正逢雨季，我们新38师刚攻下孟拱，处于备战状态。我奉命带着一个小组（其实就只有我和苏志刚两个人）在一个村子里执行监视任务。这个村子很大，紧邻交通要道，离师指挥所比较近，情况复杂——有和尚庙，村里很多人当过孟拱的伪警察，伪警察局长的家也在此。当时部队没有专门负责地方工作的政工人员，为了保证师指挥所的安全，就派了我们谍报队去。我这个小组不用搞宣传什么的，主要负责注意村里人特别是那个警察局长的家属有无异动。

师指挥所转移后，任务基本结束，苏志刚先期回队，我善后几天，正准备回去时，遇到了大洪水，道路完全被淹，无法行动。队部派人雇了一只大象来接我。这可是我第一次、也是平生唯一的一次骑大象。

大象又高又壮，黑黑瘦瘦的象奴站在地上喊了几声口令，大象就乖乖地两只前腿跪下，两只后腿伸展，整个矮了一大截，象奴让我先爬上去，坐在它背上的篮子里，然后他再爬上去，骑坐在大象的脖子后面，又喊口令，象就起来了。陡然觉得视野升高了很多。

大象在水中慢慢腾腾地向前走，我饶有兴趣地观察象奴指挥大象前进。他的手负责督战——手里拿把刀，如果大象不肯走或者走得不对，他就用刀扎一下象的后脖子，我没有看到扎出血，可能是象的皮厚，或是他没有真扎，但象的脖子后面刀痕累累，都结了痂。他的脚负责方向——他光着脚，大脚趾在大象的耳背位置按一按代表前进方向，向左行就按一下左耳背，向右行就按一下右耳背，一直走就两个耳朵都不按。

一路上摇摇晃晃，中途不能下来，饿了就吃干粮，虽然不自由但还舒服。周围都是泡在水里的树林，没有房屋，看不见道路，全凭象奴按照记忆认路。水很混浊，味道也不好闻。走了大半天，才到达队部驻地。从大象身上下来时，我的两条腿已经麻木得没有知觉了。

诱敌来袭

大概是在八莫—南坎战役期间，我和王曰左组成一个小组到某山村侦察。我们到达后，通过向导，与当地的老百姓混熟了，找他们了解附近敌军的情况。他们说，山下有一个日本人的兵站，这几天都在忙着撤退，出出入入，已经走了大部分人员和物质，还剩下几个善后的。

不久，另一个小组也到了，我们汇合在一起约有六七个人，记得有王元生，莫文元等。大家都想教训一下这几个鬼子，商议认为，我们对山下情况不了解，只带了一支冲锋枪，其余都是手枪，去袭击兵站显然不可取，把他们引诱上来再打比较合适。

我们找了一位认识日本兵站的当地人，请他下去给那几个日本兵通风报信，就说来了几个中国兵，住在山头上，没有防备，怂恿他们来捕捉。

手枪和冲锋枪远距离射击都打不准，阵地战没有优势。幸好另一个组带来了一支步枪，汉阳造，地道国货，是他们在来的路上从老百姓手里收的。第一次入缅退入野人山的国军在丛林中遗留了很多武器，老百姓随便可以拣到。他们看到中国军人，有点害怕，主动交出来。这支汉阳造保养得还可以，干干净净，膛线清晰，随枪还有六发子弹。它就成为我们这次行动的主力武器。

我们所处的是山顶附近的一个避风处，当地人用树枝杂草搭建了一个简陋的窝棚，窝棚对面是一个U形的山脊，是上到这座山的必经之路。我们在对着山脊的方向挖了一个临时掩体，固定了两个射击位置，还用汉阳造瞄准了一下估计敌人上来的方向。子弹上膛，保险打开，一切准备就绪。

夜幕降临，我们轮流在窝棚里休息，保持一个人在射击位置警戒。接近黎明时分，正好轮到我值守。黎明是最危险的时刻，偷袭一般都发生在这时。

我没有守多久，敌人果然来了。因为万籁俱寂，远远就能听见脚步声。声音渐行渐近，对面山脊上一会儿就影影绰绰地出现几个黑影。我趴在固定射击位置上，抵紧汉阳造，瞄准晃动的黑影，觉得比较有把握之后，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对面传来一声嚎叫，我马上换另一个位置（因为枪口冒出的火光会暴露目标），对着正在散开的影子又开了一枪，再换个位置，就这样换来换去，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六发子弹打光了。

对面几哩瓜拉地嚷成一片，听出是日本话，还击火力哗哗地射过来，打得周围泥土乱迸。

第一声枪响时窝棚里的战友就全都起来了。大家看到对面火力强，步枪子弹打完就没用了，教训敌人的目的也已经达到，决定撤退。乘着夜色，我们从白天已经看好的小路一溜烟往山下跑，很快就脱离了战斗。

等我们转过一个山头时，天刚刚亮。回身一望，接火的山上浓烟滚滚，肯定是偷袭的日本人恼羞成怒，放火烧了窝棚。因为搭棚子的枝叶都很潮湿，没有明火，只冒黑烟。

这次小规模阻击，算是我真正在战场上与敌人对打。在谍报队一直没有参加战斗的任务，这次能够亲手持枪射击敌人，而且是用我们国产的武器，有种特别的快意。当时一点儿也不紧张，打中敌人时心里非常舒服、痛快。年老之后，每逢人家让我讲战斗故事，我想来想去，只有这次算得上，就拿它出来凑数。这次战斗的战果如何不得而知，但从敌方的叫声判断，肯定打中了，不死也起码伤了个把。

那个年代，双方的战斗意识都很强。我们两个组早已完成侦察，照理是可以休息归队的，但我们主动设阵诱敌，是出于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想乘机“打它个狗日的！”日本兵站正在撤退，殿后人员也没有袭击任务，他们轻易上当，可能也缘于战斗冲动，一方面想杀敌邀功，另一方面大概也是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域外中秋

我在国外度过了两个中秋，1944年的中秋之夜是最难忘的。

那时我已经参战了大半年，被队里配属112团。在战斗中我结识了112团某营（好像是二营）的上尉指导员江流，他是广州人，出身西关世家，曾经就读南海中学，黄埔军校毕业。虽然职务、出身、学历、作战经验都比我高很多，但他对我一见如故，非常亲切，我们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精通广州故事，知道我住的那里叫“旗下街”。他也教我很多安全与生活常识，例如：冲锋枪平时一定要关好保险，不能当拐杖一样杵着用。他说手下有一个班长，老兵油子，累了，杵着冲锋枪上山，忘记关保险，结果枪走火，当场身亡。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以后我只要带枪，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保险关好了没有。

中秋节的那天晚上，没有战斗，部队休整，我与江流在缅甸的一个荒凉的寺庙中静坐闲谈。皓月当空，四周无人，非常安静。我不禁想到了家人，我曾在中秋前夕看到一张国内的旧报纸，上面的大标题赫然写着：“肇庆陷落”。当时心中一紧，对家人的惦念和担忧油然而生。中秋的夜晚，面对一轮明月，想到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我的母亲和姐弟们，不知如何挣扎；我离家六年多，如今远在异域，身处险境，不知何时、能否与家人团聚，心中无比难过。江流深有同感，但他一直用积极的观点开导我。他很有说服力，不知不觉中，我的情绪慢慢地平复、乐观起来。我俩开始天南地北地聊，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广州的往事。说着说着，我俩眼光不约而同地被一个物体吸引住了——寺庙的露天院中，耸立着一座佛塔，塔身虽然黝黑，但镶嵌在上面的各种宝石，却在如水的月光下闪闪发光。

我俩坐在那儿欣赏了半天，忍不住议论起来：哎，你估下（你猜一猜），这些宝石是不是真的呢？

缅甸的佛塔上经常会镶嵌宝石，也没有人看管，但完好无损。当地人敬畏神灵，不会偷窃。我俩虽然好奇，但也只是说说，看看，没有动手，甚至没有去摸一下。

年老的今天，每逢中秋，我总是会想起当年在缅甸寺庙院子里的那个晚上，怀念英气勃发的指导员江流，光复后回到广州，我再也没见过他，但他的面容，就像那些佛塔上的宝石一样，在记忆里闪着晶莹的光。

侦搜遇险

谍报队是危险系数很高的部门，谍报队员通常比部队的尖兵还要靠前，用广东话说就是“行就行先，死就死先”（行军走在前，牺牲最容易）。在缅北反攻作战中，谍报队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人员，主要是在反攻的前期。后来经验逐渐丰富，牺牲人数就减少了。与战斗员不同的是，谍报队员牺牲往往没有目击者。一般是，过了约好的时间还没有回来，情报也没有托人送回来，大家就知道他是牺牲了。

不过我命大，枪林弹雨打了几年仗，没死也没伤。但平生有两次想到过自杀。一次就是在缅甸丛林中侦察时，被日本兵发现，差点被俘。

应该是八莫战役的时候。那天天气非常好，地势较开阔，心情也特别好。部队远远地在后面，我和向导深入前方，沿途作了一些标记之后，我让他送简要情报给部队，我自己继续往前走。就在这时，我遇见了那个鬼子。

很近。我们俩几乎同时发现对方，直线相距也就一百多米。他站得高，在一个高坡上，我处于下方，位置不利。他全副武装，端着一把长枪。我当时上身穿便衣，下身穿筒裙，光着脚，背着一个又旧又脏的布挎包（用降落伞布与当地人换的），腰里扎一根皮带，插着德国毛瑟手枪，没有要匣子，但关了保险，有衣服遮在外面。他误以为我是当地的百姓，见我从敌人方向来，可能想抓我了解情况，或是给他当向导。坡很高，又陡，他不能从上面跳下来直扑我，必须绕个圈下来，于是他高声叫我过去。我站在那儿没动，他立马开了一枪，看得出他还是想活捉我，子弹没有打中，而是从我的头顶飞过去，起威吓作用。

乘他绕个弯过来的空当，我撒腿就跑，用了我的最快速度，一直跑到有树林的地方，找了个掩蔽处卧倒，用耳朵贴近地面听动静，隐约听到日本人住这儿奔来的叭叭的脚步声。我心想，千万不能给他抓住！如果被俘，日本人马上就会发现我的真实身份，不仅会遭到羞辱、酷刑，而且最后还是要被处死，倒不如现在跟他拼个一死。

我拔出腰上的驳壳枪，检查一下，平时我习惯不在弹仓里压满十发子弹，避免弹仓高压太久一旦弹跳不灵而误事。这时看看，果然里面只压着七发。我把保险打开，伏在地上瞄准。我打算他一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就先发制人，拼它一阵，实在顶不住了（因为手枪的火力有限），又没办法撤走时，再给自己留最后一颗子弹，无论如何也不能当俘虏！当时精神高度紧张，最怕的就是枪出故障，只在心里反复默念着：“千万不要卡壳！”、“千万不要卡壳！”

正当紧急关头，忽然身后响起了一枪，虽然远，但很大声，这是我们部队的枪声！

我松了一口气，再俯地听时，日本人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但我还不敢出来，等了很久，我们那边却没了动静。天已经渐黑了，不能再等下去，我钻出树丛，冒险向响枪的方向前进，抵近时我大声喊：“不要开枪！”那边听到我说中国话，即刻有人应声：“你是哪一部份？”我答：“谍报队的！”那边喊：“过来吧！”

我安然回到队部，大家见到我都露出非常诧异的表情。管理后勤的同学苏志刚睁大眼睛盯着我，劈头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我莫名其妙：“我不回来还能去哪里？”他说：“都以为你已经出事了呢！”

原来，部队的游动哨在一条小路边拣到一个本子，交给师部。师部一看，上面又有中文，又有奇离古怪的标志：叉叉、点点、勾勾等，猜想应该是谍报队员的东西，交给了谍报队。队部一看笔迹，知道是梁振奋，问部队的哨兵：拣本子处有没有遗体？有没有血迹？有没有搏斗过的痕迹？回答都没有。队部估计我大概是被俘了，乘乱将本子故意丢下，给自己人发信号。

所以当谍报队的同事们看到我平安归来时才会这样的惊讶。苏志刚说，还以为你被日本人抓走了。我说，得了！哪能被他们抓住，死都要搏一下！我摸了一下自己随身挎的布袋，果然里面的小本子不见了，什么时候掉出来的我都不知道，当时精神高度紧张啊。

事后我回想了一下，判断那个日本兵可能是游动哨，或者像我一样是个独自行动的侦察兵，没有同伴和后续支援，不然不会听见我们这边打了一枪后，他走得那么快。

文章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