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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通桥之战:一分钟改变了抗战历史
2017-02-21 09:44 中国远征军网

作家萧乾曾说,中国有千百条公路、数不清的桥梁,然而没有哪一条像滇缅公路,也没有一座像惠通桥那样足以载入史册。萧乾讲的是惠通桥修建之难。惠通桥还有另一足以载入史册的事件:它用一分钟改变了抗战历史。1942年5月在这里发生的由炸桥拉开序幕的阻击战,挡住了日军进攻昆明,保住了重庆安全。

马帮修就现代桥

惠通桥位于滇缅公路(中国段)六百公里处的怒江峡谷。它曾是西南丝路古道的要津,民国时怒江唯一的桥。桥东是施甸县陡峭的等子大山头,桥西是巍峨的龙陵县松山。素有“怒江天堑”之称。1889年在这里首次建成铁链桥。1935年初由爱国华侨梁金山捐资建起现代钢缆悬索桥。钢缆在缅甸由英国人监造,从腊戍运到怒江边。当时滇缅公路还没有修建。滇西八大马帮把50匹马连成长队,将钢缆栓在马背两边。每匹马由两三个赶马人驾驭,在统一的号令下一起行走。从松山下到怒江边,是坡度为几十度的羊肠路,有一匹马稍快稍慢都要出大事。

1938年10月,为了与滇缅公路配套,又把原来只能走驮马的惠通桥加固改建成可过10吨卡车的公路钢缆悬索桥。桥面用的1000根栗木,是徒步七八天到深山老林里寻觅,再用人工运到工地。筑桥时在怒江边险峻的惠通崖上炸出一条路,修路期间有不少人失足坠入怒江或被炸药、疾病夺去生命。

昆明的生命桥

当德军横扫欧洲时,日军却陷在中国战场脱不了身,无法推进向东南亚扩张的“南进政策”。日本政府认为只有切断国际对华援助,才能迫使中国屈服。因此,1940年6月19日,日本要求法国“关闭中越交通。”1940年3月,日本参谋本部秘密指示部副铃木敬司研究切断滇缅路线。1940年7月27日,日本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提出:“应尽一切手段断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迅速迫使重庆政权屈服。”“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力求彻底断绝其援蒋行为。根据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武力”

据此,日军1940年9月入侵越南。封锁了滇越铁路和海防到广西的通道。10月组建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调遣了100架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其重点是轰炸其咽喉惠通桥和功果桥。

为了彻底切断滇缅公路,1942年元月日军发动缅甸战役,3月8日占领仰光,随后进攻曼德勒。为了保卫滇缅公路畅通,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4月底形势大变,日军连续攻占缅甸棠吉、八莫、腊戍、密支那等地,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后路。滇缅公路中国段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后撤的远征军官兵,逃亡的难民,疏散的政府机关,会合成浩荡人流向东转移。5月初,日军56师团以装甲车为先导,百余辆汽车载兵组成快速纵队,沿滇缅公路挺进滇西,3日攻占畹町、芒市,4日占领龙陵,5日到达惠通桥西岸。

日军给各师团都授予一个代号,它代表了军部对师团的评价。大部分士兵为矿工的56师团的代号是“龙兵团”,其威武勇猛可见一斑。有该师团野炮连高村武人文字可证:“自仰光登陆以来,随时随地击破数倍于我之顽敌,五月五日占领拉孟(注:松山),我龙兵团如此怒涛般的进击,令后人脑中深深铭刻优秀勇猛的我大和民族的自豪和自信。”56师团最大的梦想是渡过怒江,占领昆明,夺取重庆。

56师团的闪电行动,使重庆国民政府十分惊慌。如日军从惠通桥渡过怒江,不超过10天可到达昆明,威胁重庆。惠通桥成为昆明乃至重庆的“生命桥”。因此,必须不惜代价阻敌于惠通桥西岸。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炸毁惠通桥成为阻敌于怒江西岸的最佳选择。但惠通桥不仅是日军进攻昆明的唯一通道,也是我众多军民撤退的生命通道。这使国民政府处于两难境地。不到日军攻桥时决不炸桥,成为高层共识。

国民政府难,日军亦难。强攻惠通桥必然会引发中国守军炸桥。因此日军采取化妆隐蔽暗渡占领桥东以控制全桥的方案。这又给中国守军启动炸桥带来巨大困难。 

张祖武炸桥

1942年5月5日中午,惠通桥突然被炸毁。56师团快速进军昆明的梦想破灭。这使日军目瞪口呆,也使国民政府许多官员迷茫。为何突然炸桥?是谁下的命令炸桥?又是谁启动炸药?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可是,由于它“一分钟改写了抗战历史”(战后史学家语),抗战胜利后,五个国军将领因事先有过谋划炸桥而获得国民政府云麾勋章和嘉奖,他们是林蔚、萧毅肃、马崇六、李志鹏、俞飞鹏。而粉粹56师团梦想的直接炸桥者、工兵24营营长张祖武却长期被人遗忘。

张祖武,长沙人,黄埔6期工兵科学生。有三次爆破使他载于史册:1941年春炸毁迫降在屏边县红河中的日机;1942年5月炸毁惠通桥;1946年1月21日执行蒋介石密令炸掉南京汪精卫坟。炸毁惠通桥后张祖武制做了“五五纪念章”颁发给士兵。正面有惠通桥图型和“陆军独立工兵第二十四营”字样。背面有阳文“31年”,阴文“张祖武赠”的款识。张祖武炸毁惠通桥的过程,当时任给养军需长紧随张祖武的李国屏在《张营长炸桥阻敌》一文中如此回忆:

5月5日10时左右,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和参谋团团长林蔚、参谋团处长萧毅肃来到桥东桥头,马询问张祖武携带爆破器材情况,其中一位写下一纸手令交给张祖武,三人便匆匆驱车离去。手令命令张祖武在敌人强占惠通桥时立即爆破该桥。张祖武马上召开连排长会议讨论炸桥方案。为确保炸桥成功,决定同时采用导火索引爆和电引爆。这时,已占领桥西山头制高点的敌机械化部队,以猛烈炮火朝东岸射击。中午时分,张祖武突然发现西岸敌人奔扑桥头,向桥上冲来。他高喊:点火!立即猛力压下发电器手柄。顿时烟尘弥漫,桥沉江底。事后得知,炸桥前已有三四百敌人化妆携械过桥到达桥东,恰与到达的106团发生遭遇战。西岸敌军便抢桥策应而扑向桥头。

萧毅肃参谋团的电台台长徐新容后来也说:“当时我就在桥旁,爆炸声音不大。”因为炸惠通桥的桥板,无需多少炸药。但炸毁惠通桥还有其它版本说法:如由时任滇缅公路运输工程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俞飞鹏下令炸桥;106团在与日军争夺惠通桥的战斗中由团长熊正诗下令,营长易浚华炸桥;等等。至于突然炸桥原因,最多的说法是难民渡桥时极度混乱,引发维持秩序的中国宪兵开枪,化妆欲渡桥的便衣日军误认为被中国守军发现,立即发起攻击,于是中国守军炸桥。 

36师阻击

2013年8月,台湾媒体发布一则消息:“(军闻社记者陈建兴台北廿七日电)陆军关渡地区指挥部今天举行八十周年队庆,由陆军六军团指挥官陈中将主持庆祝活动,并恭读国防部长严明、参谋总长高广圻上将等长官贺词,期许官兵传承‘虎啸部队’光荣传统,感念参与‘龙陵战役’先烈们无私的大爱与牺牲……”电文中的“虎啸部队”是陆军关渡地区指挥部代号,其前身即1933年8月组建的国军36师,第一任师长宋希濂。因为该师在1944年的龙陵战役中的战绩,1945年6月国民政府授予它文虎旗。它因此而得名“虎啸部队”。

在龙陵战役前两年,36师就已在惠通桥“虎啸”了。1942年5月3日上午,驻昆明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接蒋介石急电:“火速调部,疾进滇西,堵截日军”。当日下午蒋又催宋:“迅即行动,务必坚守怒江防线。”宋即令刚从西昌抵达祥云的36师李志鹏师长率该师106团日夜兼程抢防惠通桥,阻击日军。宋给滇缅公路运输总局下达命令:“连夜组织运兵车辆,不管军车民车,全部拉上来运兵,凡不出车的一律按军法从事!”

4日晚上,106团易浚华先头营出发,5日早上9点左右经过保山被日机发现,遭到五十四架日机分两批次的狂轰乱炸。5日上午10点50分,先头营赶到惠通桥东岸。随后106团其它营和该师107和108团也迅速赶到。三个团在东岸孩婆山高地,与利用皮筏艇抢渡登岸的日军激战三昼夜,把数百过江日军几乎全部歼灭,仅剩二三十人逃回怒江西岸。

飞虎队空袭

粉粹56师团梦想的不仅是张祖武和36师,还离不开飞虎队。5月5日得知日军已挺进到惠通桥西岸后,陈纳德在5月6日急电宋美龄,请求蒋介石批准对怒江峡谷惠通桥西岸附近公路上的日军实施空袭。陈纳德认为炸桥只能暂时推迟日军进攻,如果不尽快击溃那里的日军,他们有可能在几天内搭好浮桥渡过怒江,沿着滇缅公路长驱直入到昆明。但那里也有很多中国难民,空袭难免会有伤亡。必须由中国领导人来做这个艰难决定。蒋介石立即批准陈纳德请求。5月7日,陈纳德命令飞虎队第二中队队长戴维·里·希尔(David Lee Hill)率P-40C和P-40E各4架执行空袭任务。怒江空袭是飞虎队在华的三大经典战役之一。

希尔在2003年出版的自传中,详述了那次空袭情况:

从怒江边到峡谷上部的盘山公路,排满了日军56师团的卡车和武装车辆,在等待着他们的工程人员将浮桥搭设起来。希尔与僚机以60度角加速俯冲,准确地对准公路往下蜿蜒到江边的位置,扔下了俄制巨型炸弹。大块的岩石从山崖劈开,掉到下面的公路上,日本兵嚎叫着被埋在砸扁的车辆之间。翻滚着的卡车爆炸后掉下几百英尺下的山崖。希尔和战友们往东岸转了一圈,又朝着日本人来了。希尔对准峡谷底部的最后一个拐弯,对着正在搭浮桥的日本工程兵发射机枪子弹,然后沿着公路边低空飞行,扔下杀伤弹。日本兵和他们的装备被炸得血肉横飞,弹药车开始第二次爆炸,油罐车炸出的油把车辆烧得只剩空架子,到处是一片尖叫声。飞虎队一次又一次地沿着蜿蜒的公路来回冲击,朝着还在挣扎的敌人发射一排排机枪子弹。当把子弹打完后,他们又把高空护航的4架飞机调动过来,再次对日军轰炸。

当天返航后,4名飞虎队员重返峡谷攻击倒霉的敌人,他们顺路往西而下,那里日军56师团的残余正在蠕动。这一次,P-40携带的是燃烧弹,把排得长长的敌人车辆变成了一片火海。接下来的3天里,陈纳德派人驾机去察看,越过怒江和公路,直到芒市,看到日军就打。日军再也无力试图越过怒江。

1944年9月松山战役时,排长万云鹏发现一个日军烟嘴,上面刻有一首中文诗:“长驱一路怒江边,沿道三军戮五千。遗恨惠通桥爆破,移长蛇怒发冲天。”反映了日军56师团被堵在惠通桥西岸的沮丧心情。

战后,历史学家才真正懂得惠通桥战役的历史意义。因为如日军渡过怒江后进军昆明,中国难有有力的抵抗。日军占领昆明后,可经下关取西昌,成都指日可下,重庆难保。中国外援剩下的唯一通道驼峰航线就会停运。中国就会因完全失去外援而失守。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可能是推进“南进政策”,移军印度。占领印度后再向西推进,与德军会师中东。因为占领仰光后日军就声言过将与德军在中东会师,而这时德军隆美尔军团已从利比亚攻入埃及。这样,整个二战的形势极有可能就不是现有史书所记载的情况了。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文/林文俏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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